中国古籍传入日本为时甚早，数量惊人，影响很大，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。其中有些书特别是某些古老的版本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，而日本却保存得很好；于是就得倒过来去日本访书——或者采买回来，或者影印、抄录回来，或者把有关的信息记录在案，供人们参考。
最早关心日藏中国古籍的是诗人、外交官黄遵宪（1848—1905），他在所著《日本国志》中开始著录这些汉籍；稍后首先致力于搜罗这些古书的是中年学者杨守敬（字惺吾，号邻苏；1839—1915），他在担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、黎庶昌的随员期间（1879—1884），大力搜购日藏汉籍。那时日本正在维新，走西化的道路，中国古书甚少有人关心，他遂得以买到很多，回国后编了一部专门的书目，这就是后来影响很大的《日本访书志》。这部书目凡十六卷，卷一至卷四，经部62种；卷五至卷六，史部24种；卷七至卷十一，子部73种；卷十二至卷十四，集部55种；卷十五佛经；卷十六补遗12种。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宋元刊本和古钞本，大部分已为杨氏购藏，也有少数未得原书，只是影抄或一般抄录了一份。
《日本访书志》（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自刻本；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，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）对著录的每一种古籍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说明，记录版本形式，考订其版刻源流，指出先前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及日本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著录之失误，介绍该本在日本收藏的经过以及自己得书的经历，抄录重要的序跋，内容丰富，价值甚高。鲁迅在研究唐传奇《游仙窟》时，曾引用《日本访书志》卷八关于此书的著录。
杨守敬还选择部分书影印成《留真谱》，又协助黎庶昌编印《古逸丛书》，贡献重大。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后来分别归了故宫博物院和湖北省图书馆（杨先生是湖北宜都人），后人为之编过几种目录，其中王重民的《日本访书志补》辑录了若干杨守敬的藏书题跋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杨守敬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，也是一位很有贡献的学者。他研究历史地理和碑刻的成果很多，其中《水经注疏》和《三续寰宇访碑录》尤为著名，至今仍为研究者高度重视。
在杨守敬之后，注意向日本方面搜求中国古籍的学者甚多，张元济、傅增湘、罗振玉等皆多收获，董康（字绶经，号诵芬室主人；1867—1948）因其有一本专书《书舶庸谭》而特别为人所知。
董康在清末民初历任高官，后退出去教书，但等到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竟以古稀之年出任伪职，后以汉奸罪论处，不久病死。但此人早年颇致力于藏书、刻书，且重视小说戏曲，观念比较通达，在文化上还是有贡献的，其《诵芬室丛刊》、《盛明杂剧》等精印海内孤本，是很好的书；他那本以访书论学为主要内容的旅日日记《书舶谈庸谭》，读来也很有意思。
《书舶谈庸谭》（1928年董氏自印四卷本，今有傅杰校点本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；后补入三十年代赴日访书日记，扩大新编为九卷，1940年自印，今有朱慧整理本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）中各天的日记虽然不免有点琐屑，但加起来信息量不小，试转录三则为例：
又隋写本《文选》，无注，存王元长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至任彦升《王文宪集序》前四行止，书体甚佳。惜箧中无《文选》一校异同也。（卷二，1927年2月6日）
（内藤）湖南赠《支那学》一册，内有铃木虎雄《股文比法之前驱》一篇，于吾国八股文颇能抉其源流。（卷二，1927年2月10日）
金泽实时，北条氏之族也。性耽书籍，营库于武州之金泽，藏书万卷，刻“金泽文库”四字，鈐于佛经者金色，儒书者黑色。后世获其书，异常珍秘。其裔贞显。清原敦隆于金泽讲《群书治要》，今世所行者即其本也。（卷三，1927年3月15日）
文字都不长，而信息很重要。金泽文库在神奈川县横滨市，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董弅刻本《世说新语》曾由此文库收藏，此是现存最早也最好的本子，中国有影印本（中华书局1999年版）和以此为底本的《全评新注世说新语》（蒋凡等评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）。绍兴八年本《世说新语》后已流入前田氏尊经阁，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为“金泽文库本”，董康在1927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介绍了这个本子。《书舶谈庸谭》还有些比较长的考证文字，因为篇幅的关系不便征引。董康其人甚糟，但人归人，书归书，如果以人废言，则损失在此而不在彼也。
去日本访书大有收获而研究方法有所更新的是时贤严绍璗，他曾经亲赴日本作调查研究三十余次，遍访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和有关专家学者，花二十年工夫做成了一部以述为作的巨著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（三册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）。全书近四百万字，内容极其丰富，堪称前无古人。
此书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著录日藏中国古籍一万零八百余部，而其写法别颇为别致。严先生在本书自序中写道：
我在日本藏汉籍的调查与整理中，十分留意考察文本传递的“文化语境”，尽量把握汉籍在日本列岛流布的学术图谱，注意日本相关文献中关于此典籍的历史的、文化的等多种形态的记载，收集由汉籍传入而相应在日本国内产生的“文化变异”以及由此出现的“和刊本”和“日人写本”等物化标记，尽量摘记文本上留存的各种手识文，甚而至于中国商船输入时的卖出价与日本书商收购时的买入价等等。所有这些努力，都是为了描述一部汉籍进入日本列岛而形成的文化氛围，由此提示东传汉籍在日本列岛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。我的这样的做法，与传统的“目录学”著录就很不一样了，显得十分的“另类”。
所以该书在正文及按语中除了记录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、收藏处所、版面、行格、版心、中缝、刻工姓名、原书序跋、细目、书牌、后人题跋、藏书印等等之外，又特设附录一项，广收博采与东传汉籍有关的涉及中日文化关系史的各种原始材料。这些材料大抵是过去人们不关心或不知道的，杨守敬、董康等赴日访书诸先行者都不大管这些事项，而一旦搜罗著录在一起，马上就令人浮想联翩忽有所悟，这正是孔夫子说过的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书录而用这种做法，与传统的“目录学”操作大不相同。这样的成果显然远非单纯文献或目录学的，而是关于文化关系的研究史，其中有着丰富的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内容，足以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示。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本书颇致力于研究近现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对古籍的掠夺。据远不完全的统计，仅在1930年到1945年之间，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中国劫去珍贵古籍23,675种、2,742,108册，另有209箱，内装不知其数（详见本书附录之三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掠夺的文化资材》，下册，第2019—2117页）。这一笔账，总应该有彻底清算的一天。
从1899年《日本访书志》问世到2007年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出版，短短的一百零八年过去，这一领域的面貌已如此焕然一新，由此最可见学术研究之与时俱进，后来居上。（顾农）
红腾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